洪纬读《流行病和社会》︱百变的流行病和不变(2)
阿什杜德的瘟疫(尼古拉斯·普桑,1631,藏于法国罗浮宫)
不同于鼠疫杆菌的是,在自然情况下,天花病毒只能感染人类。天花的消灭主要源于疫苗接种技术的发展。在中国和土耳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法,但安全性堪忧。种痘技术之所以取得关键性突破,最重要的贡献者是一位英国医生——爱德华·詹纳(EdwardJenner)。他发现挤奶女工感染牛痘后不再感染天花,便于1796年试用牛痘预防天花,获得了成功。之后,牛痘接种在世界范围内推广,对消灭天花起了巨大作用。最后一例自然感染天花的病例发生在索马里,患者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厨师。不幸的是,他在1977年挣脱了天花的魔掌,却于2013年死于疟疾。
狡猾的流行病和脆弱的社会
既然疫苗的威力如此巨大,为何都到了2020年,依然有很多人反对疫苗呢?我们不妨将注意力转移到众人皆知的脊髓灰质炎。和天花一样,病人患了脊髓灰质炎,康复之后即可获得终生免疫。不同的是,引发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有三种,每种病毒都有特异性,康复的病人只对感染过的病毒类型有免疫力。历史上,脊髓灰质炎俗称“小儿麻痹症”,源于病患年龄大部分在一至六岁。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在189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情况发生了转变。彼时,在北美和欧洲,脊髓灰质炎发展成为一种烈性传染病,开始攻击大龄孩童和青壮年。由此,在1949和1954年间,脊髓灰质炎在美国达到了发病高峰。发病机制大致如下,在卫生防疫措施的保护下,儿童在婴幼儿时期避免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侵袭,因而未能建立起后天免疫力。结果,人口中的易感人群不断积累,为以后年龄段的周期性大规模流行病提供了基础。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约翰·保罗(JohnRodmanPaul)说这种疾病已经不能用“小儿麻痹症”来形容了,而应该被称为“现代脊髓灰质炎”。
到1959年,美国小儿麻痹症发病率本来已经呈现下降的轨迹突然停滞了,而后猛然上升。媒体报道说这是小儿麻痹症在反击,一种毒性更强的新型菌株正在流行。这说明脊髓灰质炎疫苗改变了每年的流行性质。由于灭活疫苗的存在,小儿麻痹症转而感染穷人、少数民族和反对疫苗的宗教团体(例如,荷兰改革宗)。虽然美国在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是第一个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国家却是古巴。
还有一些传染病,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潜心研究,却仍然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疫苗,艾滋病为其中一种。在我们生活的时代,谈到艾滋病,许多人便会下意识地与一些特殊人群相联系。这些人群也因此承受了比常人更大的痛苦和压力,比如非洲人、同性恋、吸毒者和妓女等等。艾滋病最初出现在灵长类动物的非人类群体中,它是何时跨越物种屏障传播给了人类呢?这些都没有定论。在人群中,可能最早在1930年代出现了几个病例,到1950年代,开始了人际传播。
南非的艾滋病患者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。第一例病例确诊在南非,第一例官宣死亡病例也是在南非。2000年,南非每天有六万人被测试为艾滋病病毒阳性,也就是说,八个人中有一个。2006年,艾滋病患病率抵达顶峰,三十多万南非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。男性寿命预期跌至五十二点三岁,女性是五十四点七岁,而1998年是六十八点二岁。2017年,七百多万人呈现艾滋病病毒阳性,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六,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各方面的努力,南非人的预期寿命有所上升,男性为六十一点二岁,女性为六十六点七岁。
艾滋病在二十世纪中叶传播非常快,在最初的几十年里,它的出现没有得到重视。当时的南非面临的问题纵横交错,去殖民化、种族隔离、冷战、女性地位极度不平等、黑人医疗系统缺失、公共卫生监督缺乏,还有其它严重的疾病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。同时,数百万人的饮食结构不平衡,免疫力低下,大规模的贫穷刺激了疾病的增长。1994年曼德拉接管南非时,艾滋病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患病率已经达了百分之一,达到了国际上认可的严重流行病的门槛。但是,直到1997年,曼德拉都没有针对艾滋病发表过只言片语。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(ThaboMbeki)完全不相信科学。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彼得·杜斯伯格(PeterDuesberg)否定艾滋病病毒导致艾滋病的事实时,姆贝基更加不顾所有科学证据,声称他不知道有谁死于艾滋病,谴责那些出具死亡证明的验尸官将艾滋病作为死因。由于政府扣留资金,医院和诊所不得不拒绝艾滋病病人。抗辩的卫生部官员被指责为“不忠诚”而被开除。政府还拒绝给患病孕妇提供药物。可悲的是,在特朗普的管理下,美国联邦政府也拒绝提供领导和制定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战略,拒绝为现有计划提供资金。
文章来源:《药物流行病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ywlxbx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215/365.html